通向联合国之路 -------- 记68届校友尹安民 -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上海校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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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联合国之路 -------- 记68届校友尹安民

2013-07-23 点击数：

通向联合国之路
— 记68届校友尹安民

尹安民每次回故乡上海都是来去匆匆，但是无论怎样忙，他总会安排时间与几位老校友聚叙一番。他戴着一顶窄沿黑灰色礼帽，白晳红润的脸上始终含着微笑，谈往论今，欢语笑声，乐也融融，愉悅之情溢于言表。“腹有诗书气自华”，气度大方而儒雅，当年贸院风度翩翩的英俊少年，如今也已年过花甲了。然而，他对母校的深情，对学友的情谊犹如年长日久的老酒，越发醇厚香浓。

尹安民在上海古镇留影鸿耕摄

播下理想的种子
      一九六三年的夏秋之际，尹安民从上海负藉京华，入读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当时的校园位于西郊车道沟，毗邻四季青人民公社，与邻近的八大院校相比，贸院的规模和建筑都显得简陋甚至有点寒碜。尹安民的中学学业优秀，有条件选择和考入名气更响的大学。但是他对北京外贸学院充滿了向往和热爱，他把理想的种子播在了贸院的这片园地里。
      尹安民在中学是学俄语的，因为学习成绩好，他成了郭佐民老师的最得意门生。每次上俄语课前，老师会花10分钟时间领着全班朗读课文。遇上郭老师身体不太好时，就常叫他代领着全班朗读课文，俨然是个小老师。郭老师给他开小灶，教他唱俄文歌曲。尹安民学会了五、六首歌，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 “小路”、“祖国颂”、“红莓花儿开”等，时隔将近50年他仍然没有忘记，还能用俄语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和“喀秋莎”。他回忆说：“在联合国的时候我曾给俄罗斯同事唱过，没想到唱了两句有的就跟我一起唱了。”
      尹安民进外贸学院就读的是“英语师资班”，这个班的同学在中学里学的都是俄语，所以英语必须从ABC 学起。而同年级其他班的同学在中学里学英语，基础较好。有一次闲聊时，二班的同学说：“同你们一样，我们也是从ABC和国际音标学起呀，大家彼此彼此。” 尹安民说：“你们中学学的是英语，你们的英语知识决不止ABC；而我学的是俄语，我就只知道ABC。”
      尹安民的英语知识就如一张白纸，从26个字母学起。他暗下决心，力求早日夯实基础，能尽快能赶上其他班的水平。从此他如饥似渴的投入了学习，晨曦中校园小松林里总能听到他的诵读声，宿舍灯光下常见到他伏案苦学的身影。在校园外运河边的小路上，他喃喃自语地背着单词课文。即使到紫竹院公园去散步，也不忘帯着笔记本单词簿。节假日里北京的同学都回家了，他也很少外出游览，依然抓紧时间学习。知不足者好学，他的进步神速，令同窗们也感到吃惊。
      入学不久，外贸学院开始了外语敎革，推行“听说领先”的教学方法。他们原先使用的许国璋教授编的英语课本，学到第三册就嘎然而止，不往下学了。没有了系统的教材。重口语而轻语法，英语语法和其他语言基础的知识链被割断了，这显然是英语学习基础阶段的一个缺陷。新教材都是从英文杂志上节录下来的。尹安民又在 “听说领先”上下了功夫，他的英语的口语水平，包括语言语调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由于尹安民的德学兼优，他被评为一九六五年院级三好学生。
      文革开始后，学校被迫停课闹革命。“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一些学习成绩优秀的同学被扣上“走白专道路”的帽子，被说成是“崇洋迷外”，甚至被打成“里通外国”分子。尹安民是“逍遥派”，他舍弃不下他所喜爱的英语。别人在“造反”，他却悄悄地用各种方法坚持着英语学习。“复课闹革命”的时候，他借来了许国璋英语课本第四册，自己囫囵吞枣地学了一遍，算是弥补了语法学习的不足，初步掌握了基本的英语知识。

八年磨一剑
      1970年的年底，尹安民被分配到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一同分去的共20 来人，分别来自北京的外贸学院，广播学院，还有上海外语学院、南京大学等院校。局里专门派了几位资深翻译对他进行培训，同时也想对这批学生摸摸底，以便量才使用。尹安民的一篇短篇译文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一位资深翻译感慨的说：“有的翻译在使馆工作了十多年也未见得能达到这样的水平。”
      1971年下半年，尹安民接到通知去路透社北京记者处任中文秘书。他对这份工作感到十分称心，所以也格外的用心。路透社是世界前三大的多媒体新闻通讯社，素以快速、准确的新闻报道被世界各地报刊广为采用而闻名于世。路透社名义上是私人企业，实际上受政府控制，是英国的官方喉舌。
      尹安民在路透社北京记者处的工作主要是文字翻译。有时路透社记者外出采访，也让同去担任口译。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是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的大小标题译成英文，用打字机打出来，记者看一遍英文标题，用笔圈出要全文翻译的文章，然后交给他全文译出。尹安民把每一天都当作提高英语水平的好机会。暗暗地与水平比自己高的同事比，找到差距和不足，加倍努力，不断提高水平。
      当时正值文革时期，宣传机器都被四人帮把持着，外国记者都只能设法从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有些文章中找出些许蛛丝马迹，从而猜测中央的动态。其中《红旗》杂志的文章尤为重要。
      《红旗》杂志只有中文版而没有英文版。部分外国驻京记者想了个“多快好省”的办法，就是当每期《红旗》杂志一出版，便把里面的文章分成几个部分，分给各家通讯社，让各自的翻译人员译成英文，再用打字机一式数份打出来。然后互相交换，这样，每家都能有一份完整的英文版红旗杂志了。参加这种合作的有路透社、法新社、加拿大环球邮报等六家报社通讯社。
      有一次路透社记者兴奋地对尹安民说：“英国大使馆的中国问题专家看了你们译的红旗杂志文章，一致认为路透社的译的最好。”当时，路透社就只有尹安民一个翻译。英国使馆内不乏“中国通”，有的还是剑桥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中文水平极高。他们的评价给了尹安民很大的鼓励，令他感到欣慰。
      尹安民在同行中渐渐地有了名气。常有一些译员遇到问题时向他请教，他也会尽力相助。有一次，英国使馆的译员在翻译一封英国前外相霍姆爵士卸任后来华访问写给中方接待单位的信时，被一句话卡住了。这句话提及在他任内实现的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这件事。英文是：“It’s a source of my happiness.”那位译员为难的说：“总不能说是‘幸福的源泉’吧？”尹安民脫口而出：“当然不能。可以译成‘我一想起这件事就高兴’。” 这位译员不禁击节赞叹，高兴地接受了他的译法。
      外交部新闻司每年都组织外国驻京记者去外地参观访问，最初是外交部提供翻译，后来由驻京记者从各自的翻译中挑选一名译员随记者团担任翻译。因为有了英国使馆的评价，记者们都希望路透社出翻译，一切费用由他们分摊。此后，每次新闻司组织记者团去外地采访都是由尹安民随同担任翻译，一直到他离开路透社为止。
      尹安民在路透社工作了八年，虽然每天的翻译量很大，很辛苦，但他的英文水平无论是口头和笔头都有了极大的提高，成为同行业中的佼佼者。可说是八年磨一剑。

通向联合国之路
      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文和阿拉伯文同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一样成为联合国的正式语文。因此对翻译人员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在这样的形势下，北京联合国译员训练班应运而生。
      1979年的年初，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登出了一则广告，北京联合国译员训练班面向全国招生。联合国规定，像翻译这样的专业职位一定要通过全国性竞争考试（national competitive examination）招聘。凡是大学本科英语专业毕业的人都可报考，训练班结束后将被录用到联合国工作。尹安民没有丝毫犹豫，登上了自行车直奔魏公村的“北外”报了名。也没有作什么特别的准备就参加了考试，考试一次接着一次，正所谓“过五关，斩六将”。报考人员很多，竞争十分激烈，路透社的外国同事问他考的怎么样，他说：“Maybe I can’t make it.”(也许我考不上)。记者说：“If you can’t make it, I wonder who can.”(如果你都考不上，我不知道谁能考上)。尹安民果然考上了。
      1979年9月尹安民辞去了路透社的工作，到北京联合国译员训练班上课。第一期学员共25人，分别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和西安。贸大除了尹安民之外，还有王南。第二期还有唐伟华。经贸大学培养的学生能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考进联合国译训班，反映了经贸大学的教学水平在北京的高校中是名列前茅的，尹安民为此而感到自豪。

曼谷联合国前和译训班同学的合影，左一尹安民，右一个是王南

尹安民学的是同声传译。同声翻译又叫同步口译。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同声翻译译员必须有“闪电般的思维”和令人叹服的口译技巧，所以对从业者的素质有着极高的要求。同传和交传要求不一样，同传要求反应快，要紧跟说话人的速度，在一句话没说完时就要开始翻译，等说完后，翻译也要在几秒钟内结束。同传时脑子高度紧张，翻译要脱口而出，没有琢磨推敲的余地。
经过严格的高強度的培训，尹安民次以优异的学业从联合国译员训练班毕业，终于踏上了通往联合国之路。他被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录用。

联合国的翻译生涯
      联合国的同传，英、法、俄、西这四种语言译员只准从其他语种译成母语，不可将母语译成外语，但是只有中文和阿拉伯文是例外，可以将母语译成外语（英语或法语）。因为这两种语言难度大，外国人做不好。这样，中文的同传就要负责将外国代表的发言译成中文，同时还要将中国代表的发言译成英文或法文。
      中国代表发言时是中文译员最紧张的时候，因为中国代表要监听译文是否准确，有的译员就因为太紧张而出错。有一次，日内瓦的贸发会议商品委员会举行橡胶会议，轮到中国代表发言，这位代表帯有点口音说：“这次橡胶会议……”不料话没说完就听到会场上哄堂大笑，原来翻译把“橡胶”听成了“香蕉”，加上译员本来就紧张，一张嘴就译成了“香蕉会议”了。
      联合国的六种工作语言英、法、俄、中、西班牙和阿拉伯文的同声传译是通过“接力”的方式完成的，虽然联合国的翻译来自世界各地，高手云集，强者如林，但大家在一起是合作却是亲密无间。例如，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发言，先由阿文厢的阿拉伯文翻译翻成英语或法语，其他语种的翻译则从英语或法语译成俄、中或西班牙语，会场上的代表只要选择频道，就可听到自己听得懂的语言。会议没那么多的时候，口译就要兼任笔译；不开会的时候就笔译会议文件，为下一次会议做准备。
      梨园界有一句话叫“救场如救火”，说的是一场戏快开演了，某个演员因故不能按时出场，就要临时找个人补上他的角色。国际会议翻译也常常有这种情况。有一次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举行亚太区域援助最不发达国家会议，在会议的第二天晚上临时加了一场会，会议开始时发现从俄文翻成英语的翻译没来，这可把大家急坏了，怎么办？尹安民急中生智，同从莫斯科来的一名翻译（他是随戈尔巴乔夫访华的中文翻译）商量，让他把俄文译成中文，他再由中文译成英文，这样会场上中、英、俄三种语言都有了。就这样他与同事们通力合作“救”了一场“火”，而与会代表们根本不知道后台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尹安民在日内瓦工作长达7 年之久。1993年他又被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录用，口译笔译都做。他一次又一次出色地完成了工作，得到了上司的好评，同事的赞誉。尹安民在联合国度过了三十多年的翻译生涯，虽然退休了，但他依然在为联合国做一些翻译工作。

尹安民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议会广场

      尹安民是上海人，对故乡怀有深厚的感情。1986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同志率领中国市长代表团去西班牙巴塞罗那参加联合国举办的联合国市长论坛会议，尹安民从日内瓦去巴塞罗那为会议担任翻译。除了会议翻译之外，他还为中国代表团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担任同传。会后江市长对几个中文翻译说：“欢迎上海籍的技术人员在联合国工作结束后去上海工作”。尹安民回忆：“当时的翻译中上海籍的就我一个。我说：“上海的户口不好进。”江市长说：“户口？ No problem（没问题）。” 这是一个调回上海工作的大好机会，但是后来因外交部不肯放人而未能实现。
      尹安民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读书”，一生以书为友。他说当个合格的翻译并不是容易的事，必须要有广博的知识，所谓“上知天文地理，下知鸡毛蒜皮”。忙碌的工作之余，他坚持读书学习，为自已 “充电”。他读书的内容“杂”而博，诸如文学历史，人文科技，无不涉猎。
      他是个孜孜不倦追求完美的人，四十多年来，他始终没有离开过翻译工作，他的卓越的业务能力和出色的工作成就获得过无数次的褒奖，但是他从不对老同学们提起。他感恩母校，感谢老师。他很庆幸自己一踏进外贸学院的校门就遇上了一个好老师 — 沈冥华副教授。沈教授有着丰富的学识和教学经验，尹安民说：“启蒙老师的课并不好教，沈老师发音准确清晰，语法讲解丝丝入扣，听她的课是一种享受。所以我的英语学习从一开始步子就走的很扎实，没有走弯路。” 他对沈老师始终怀着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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